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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呼吁与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的《全面推进健康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形成呼应。该文件明确要求：义务教育阶段每天一节体育课、中小学生每天校内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全面推行课间15分钟，严查挤占体育课现象，严禁“

　　两会正式开启后，全国人大代表、体育界知名人士姚明重点关注了中小学体育课的现实困境：“随着课时增加与专项教学要求提高，师资补充节奏却相对滞后。我认为要在规范的前提下探索多元补充路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定向培养和支教等方式缓解阶段性压力，特别是要加强对农村和薄弱地区的支持。”

　　不难看出，姚明的议题“承接上文”，为中小学体育课的改革愿景提供了更具实操性的补充方案。

　　从陆锋的建议，到教育部的指导，再到姚明的补充，体育界、教育界和社会舆论界在体育课议题上形成了难得的合唱。这一现象借由两会平台向外界释放出强烈信号：体育教育已不再是某一部门的独角戏，各方正以各自的方式推动同一个目标——让体育回归教育的核心位置。

　　这样的局面令人鼓舞。作为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笔者在日常工作中也能感受到悄然发生的变化。近几年，挤占体育课的现象明显减少，许多学校开始动脑筋组织集体跑操、开发花样项目，民间体育俱乐部也正逐步走进校园开展推广活动。这些都是与大势相符的积极发展。

　　然而，当目光聚焦到“刚性保障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这一具体问题时，情况却变得复杂起来。

　　笔者近日就此问题采访了多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家长和基层体育教育工作者，得到的答案并不统一。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对当前教育弊病的有力纠偏；但也有不少人表达了审慎与担忧：新政策能否避免沦为新的形式主义？能否冲破“唯分数论”的观念坚冰？

　　国家统计局和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体质健康的优良率（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进行的体测汇总统计）近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从2016年的26.5%提升至2024年的35.8%。

　　然而，若同时引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便浮出水面：中国6-17岁青少年的超重肥胖率从2019年的16%上升至2024年的19.7%。不管是超重率还是肥胖率，都在逐年提升。

　　2025年，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在其子刊物《儿童与青少年健康》上发表了一项基于我国五次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数据的研究。该研究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生殖健康重点实验室联合诸多国际知名医学机构共同完成，提取了2000年至2019年间7~18岁汉族儿童青少年的个人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结果显示，2019年我国7~18岁青少年超重/肥胖的年龄标化患病率已达21.5%。并指出，若不采取有效干预，接下来的5到10年间，我国该年龄段人群中超重/肥胖病例将增加3900万例，增幅高达180.6%；重度肥胖病例将激增430万例，增幅达430.0%。

　　与此同时，《2024年世界肥胖报告》也将中国列为儿童肥胖增速居全球前列的国家，儿童肥胖率高居全世界第12位。

　　2024年6月，国家卫健委、国家疾控局等16部门联合印发《“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2025年3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宣布，将正式实施为期三年的“体重管理年”行动。

　　今年2月底，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国中小学健康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教授马军，与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孙明春，都在会上明确指出，学生肥胖等健康问题的根源，大多与运动不足、户外活动少、睡眠不够、饮食习惯不良等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且各类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

　　一方面，是体质健康的优良率连年向好；另一方面，却是青少年学生群体的肥胖率逐年上升，甚至引发了国家层面的重视与行动。这其中微妙的背离感，究竟应该如何解释？

　　一名在南方城市某小学工作了近二十年的校医告诉我们，这些年最直观的两个感受是：第一，每个班级里的“小胖墩”正在肉眼可见地增多；第二，学校大型集会时，学生晕厥事件的发生率也在显著增加。“孩子的体质到底怎么样，不用看报表，看看操场上站十分钟倒几个就知道了。”

　　一位来自北京的80后家长，也在受访时指出，根据普遍观察，如今的孩子营养虽然更好了，但整个群体的平均身体素质，却未必见得比二三十年前更强。

　　数据多少也能佐证他的观点。2000年之前，北京市初中男生体测1000米，满分是三分半。但现在，1000米满分是4分05秒。4分05秒的标准始于2023年，载于北京教育考试院发布的《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现场考试项目评分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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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上海市教委也在修订完善的《上海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实施方案》中做出类似调整，将体育中考的长跑成绩标准放宽：男生1000米满分由3分34秒调整为3分55秒，女生800米满分由3分19秒调整为3分40秒。

　　当北京和上海放宽了体考标准之后，许多教育类自媒体纷纷发文追问——为何要对原有标准做出修改，而全国的其他省市又是否需要跟进？

　　当然，并非所有地区都调整了体育中考标准，但这样的案例和细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体测的“健康”与医学的“肥胖”为何会共进退。所谓的体测数据，或许并不能完全真实地反映中小学生体质变化的全貌。在某些时候，数据也可能沦为形式化的工具，服务于“达标”这一宏观的业绩需求。

　　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进一步追问：如果体测数据无法反映真实的健康状况，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是培养方式出了问题，是评价体系出了偏差，还是整个社会对“健康”的理解本身就在悄然偏移？

　　层层剥茧之后，我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体育课——这个本该激发运动兴趣、承载健康使命、提升学生体质的育人主阵地，如今究竟发生了什么？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体育课，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现状：曾经被边缘化的体育课，如今确实被“重视”了——但这种重视，并非源于对运动本身的认可，而是因为它成了一门要计分的考试。

　　新千年前后，体育中考政策出台，与体育课形成强绑定关系。应该说，这套机制在落地之初，确实促使学校开始重视体育课。

　　体育课的教材内容不可谓不丰富——球类、体操、游泳……本意是培养孩子们多样化的兴趣爱好。这曾是这门课程设立之初的美好愿景。但问题在于，中考不考这些。

　　一名来自中国南部某初中的体育老师坦言：“如果完全按教材上课，学生中考肯定考不好。我只能围着体考项目练，可这样练就很枯燥，结果学生更讨厌体育课了。”

　　这并非某一地区、某一学校面临的个别问题，笔者在采访了北京、成都、西安等多地学生家长和基层体育教师后，发现大家均有此感受。“现在的体育课只能尽量满足大多数学生的基本需求，希望尽量让所有人都能通过体考，中考时不拖后腿。”这位家长的表达颇具代表性。

　　大部分学校的体育课，如今已事实上沦为体考训练课。更有甚者，社会培训机构也堂而皇之地开起了各种中考体育“提高班”、“突击班”。“我家孩子体考前也会报班，补补短板，比如引体向上什么的。”一位家长说。

　　在一线教育工作中，笔者曾亲眼目睹过这样一个场景：某节初中体育课，老师正在教学生排球接一传，有个男生却叉着腰站在队伍最后头，全程一动不动。问他为什么不练，他的回复是，“中考又不考这个，练了也白练”。那一刻，笔者忽然意识到，或许在一些孩子的认知里，体育课已经彻底变成了一门需要掂量“有用没用”的课——而不再是那个可以“好玩不好玩”的地方了。

　　另一位来自西安的家长，也分享了他女儿的抵触情绪：“我姑娘上初一，就很不喜欢体育课。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每次上课不是跑圈就是跳远，反反复复练那几样，无聊死了。孩子这话让我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劝她少玩手机多锻炼。”

　　来自北京的家长也表示：“我闺女不爱动，老师也没有义务去激发她，让她喜欢上某项运动，或者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反正体考能拿满分，最差给她报个突击班临阵磨枪也能拿满分，她自己和老师也就都满意了。”

　　一方面是隐隐下调的考试门槛，一方面是皆大欢喜的突击提高。表面看似乎并无问题，但正是在这种生态下，体育在青少年阶段最应完成的核心任务——兴趣培养——却被束之高阁。

　　于是，中小学现行体育课呈现出一种割裂的状态：因考试而受重视，也因考试而失去魅力；它有了考试的分量，却没有考试之外的价值。学生们练的是应试技巧，而非运动兴趣；追求的是分数，而非健康；应付的是中考，而非终身习惯。

　　平心而论，即便体育课异化为体考训练，它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考体育的刚性约束，让那些原本完全不运动的孩子被迫动了起来；反复的训练，也确实提升了部分学生在特定项目上的成绩。从数据上看，体测合格率和优良率的提升，不能说与体育课完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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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考试成为唯一目标，运动就失去了它本应有的快乐；当标准下调成为普遍现象，训练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强度。更重要的是，靠考试逼出来的“身体素质”，能持续多久？

　　相关研究提供了耐人寻味的答案。2025年，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宋逸教授团队在《柳叶刀·区域健康（西太平洋）》发表研究，基于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的133万名样本数据发现：2010年至2019年间，我国学生肌肉力量出现显著下降——22岁男性握力中位数从43.9公斤降至42.5公斤，女性从26.6公斤降至26.0公斤；而立定跳远的退步更为惊人，男性中位数从234.3厘米滑落至219.4厘米，女性从172.8厘米跌至162.5厘米。研究团队特别指出，这种“肌肉力量相对于体重增长的失衡性衰退”，可能造成远期的公共卫生危机。

　　合肥市2019-2021年对12489名高中新生的追踪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女生下肢爆发力呈“快速下降趋势”。更直观的数据来自福州一中，该校高一新生体测中，409名学生的不及格率高达50.4%，优良率仅20.8%。体育教研组组长李青感慨：“上世纪80年代，男生跑1500米，大部分都能跑进6分钟；现在只要求跑1000米，有些人还要跑5分多钟。”

　　当下一个比较火的网络热梗叫做，“现在的我是废物”——网友们纷纷自嘲：小学是反应巅峰，初中是体能巅峰，高中是智力巅峰，大学之后全面滑落，最终“进化”成躺平的废物。

　　虽是戏谑之言，却也精准勾勒出当下青少年成长轨迹中的某种现实：每个阶段都有冲刺目标，“达标”后便全线溃退，而体质与体能，就是高中阶段之后最直观的牺牲品。

　　很显然，这种“初中应试冲刺，高中断崖退步”的现象，已经足以说明：如果体育课培养的是“应试技巧”而非“运动习惯”，那么即便体测数据好看，也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成功。

　　问题的核心在于——我们究竟想要一节能拿高分的体育课，还是一节能让孩子爱上运动的体育课？

　　那么，对于“每天一节体育课”的提法，身处一线的体育教师又持何种态度？在笔者采访的多位受访者中，同样是以审慎态度居多。

　　究其原因，当前绝大部分中小学每周一般安排两到三节体育课。若严格按照新标准执行，意味着学校要么扩充体育教师编制，要么让现有教师工作量翻倍。

　　姚明在其两会提案中，将这种现象概括为“师资供给整体缺乏弹性”。根据北京姚基金公益基金会的调研显示，“超过六成体育教师处于中高强度教学区间，不少教师每周承担16节以上课程，同时还需承担课后服务、专项训练、体质监测和赛事组织等多项职责，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行状态”。

　　无独有偶，我国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也在今年两会上建议，让更多优秀运动员走进校园，不止教运动，更育人格，同时以“走教”形式缓解基层体育师资短缺难题。

　　他儿子所在的中学有体育传统，硬件条件不错，但如今，“有时候两个班七八十人一起上课，一个体育老师带两个实习老师，只能维持基本秩序，根本不可能因材施教”。来自西安的家长也指出，在当地很多学校里，两三个班一起上课已是常态，“近百名学生挤在操场上，老师连每个人的动作都看不清，更别说指导了”。

　　此外，多名一线体育教师还有一个共同的感触：由于一些学生和家长“举报成风”，老师们变得越来越不敢管、也不愿管。

　　“上体育课或者在操场上玩，互相磕碰、球砸到人引发的矛盾确实不少。”一位家长分享道，“我家孩子就有过跟别人吵架被老师找家长，或者被同学误伤打破头的情况。这种事情出多了，学校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另一位来自成都的家长也提到，当体育老师准备让学生做前滚翻练习时，校长和校医出面阻止，理由是“万一扭了脖子，学校担不起责任”。一个简单的滚翻动作，就这样从课堂上消失了。

　　显然，上述这些问题都将成为“刚性保障体育课”在落地过程中不得不面对的困境：教什么？怎么教？师资不够怎么办？出了问题怎么办？每一个问题若处理不当，最终的结果，都可能是让理想化的政策沦为表面文章。

　　事实上，中小学体育课所面临的难题并非中国独有。在世界范围内，这都是一个令教育者绞尽脑汁的复杂课题。

　　《体坛周报》长期驻意大利的资深记者王勤伯向笔者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我们这里有一所学校，有一次老师带着孩子们在雨后到院子里活动，地上还有些泥泞，孩子们玩得很尽兴，弄得浑身是泥。结果有好几个家长在群里表达不满，他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孩子是否得到了户外活动的机会、玩得是否开心，而是衣服脏了不好洗。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

　　对于学校体育课的态度，俄罗斯家长的放任程度甚至超过中国家长。“在莫斯科，没人在乎体育课。”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家长说，“因为这些课程里都是一些简单的基础项目，没有人愿意认真参与。大家都不重视，能逃课就逃课了。我女儿由于在课外参加空手道练习，拿着培训班的证明，就可以在学校体育课上请假。这在当地是普遍现象。”

　　据了解，美国、加拿大等国家，至今也同样难以做到中小学“每天一节体育课”。其所面临的师资、器材、场地等问题，与中国校园别无二致。

　　然而不同之处在于，面对同样的难题，这些国家的解法却是另一种思路：更多地依靠校外力量。

　　一位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家长介绍，他的女儿就读于一所公立国际中学，学校每9天才会有2节体育课。尽管上课强度不低，但满足孩子的个性化需求仍很困难。

　　“所以我们会给她们找喜欢的体育项目的课外班。比如滑雪，刚开始找过一对二，效果一般。后来参加了一个华人教练带的滑雪冬令营，进步很快，还交了很多同龄朋友。”他介绍，“加拿大的教练和培训资源特别多，各种项目、各种等级分得很细，也成体系。”

　　她告诉笔者，美国没有统一的体育课程标准，各州差异很大。但真正让美国体育与众不同的，是贯穿K-12阶段的赛事体系。

　　她的大女儿在读初中，正在参加学校篮球队：“联赛从初中到高中都分级别。我女儿打的是二级联赛，水平不高，但每场比赛都特别拼。孩子们从小就知道，只要喜欢运动，就可以一路打上去——初中、高中、大学，甚至职业联赛。目标是清晰的，路径是贯通的。”

　　“俄罗斯毕竟有前苏联的底子，所以他们的优势项目，奥运冠军都会开设专门的培训班。”来自莫斯科的家长说，“如果你的孩子对某个项目感兴趣，找到对应的课外班并不困难。”另一位在莫斯科经商多年的华裔商人老陈介绍，目前俄罗斯已有超过3.2万个学校体育俱乐部，俄联邦体育部每年投入13亿卢布培养后备人才，地区预算中体育支出不低于2%。

　　学校不仅是上课场所，更是体育活动组织中心，而学生体育兴趣的培养工作，主要由学校俱乐部完成。

　　即便在意大利，官方也在通过一切手段，鼓励社会力量发挥作用。“因为上体育培训班的行为本质上也是一种消费。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当地政府还会在这方面给一些补贴。”王勤伯介绍，“这就让家长能够把孩子送去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像我们所在的地区，政府给每个孩子一年500欧元的补贴，可能是全意大利最高的。”

　　这些案例生动地说明：有效的体育教育，绝不仅仅是一堂“刚性保障的体考课”，而是一个需要多方共同参与的有机生态。

　　这个生态包含三个层面。首先，高质量的校内体育是“保底”，为每个孩子提供基础的运动机会。其次，校外俱乐部、联赛等社会力量构成支撑性的“塔身”，承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持续兴趣。最后，也是最根本的，需要社会观念、家庭认知与社区环境作为深厚的“塔基”来托举。

　　只有当家长不再为孩子弄脏衣服而焦虑；当社会为不同水平的孩子，都提供比赛的舞台；当运动真正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体育的价值才能最终实现。因此，真正的改变，需要目标的重塑、赛事的驱动、社会的参与和家长的觉醒——需要更广泛层面的力量与政策形成合力。

　　也许有一天，当孩子们主动寻找运动的时间，家长们问的是“你喜欢这个吗”而非“这对升学有用吗”，学校思考的是“怎么让孩子玩得更开心”而非“出事了怎么办”——到那时，是否需要每天一节体育课的问题，必然不再会是问题。